康家村纪事学术研讨会实录之二

　　孙郁：我很喜欢《康家村纪事》这本书。作者高晖是老乡，辽宁人，这是喜欢它的一个原因；此外，是高晖的知识结构，他喜欢的外国作家的作品有些我也喜欢，他的趣味我也有一点儿，他读的书比我读多，特别是外国小说；第三个原因就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我觉得，实际上，他是在努力挣扎并和当代流行作家、还有前辈作家拉开距离；他是挣扎出来的，他有别于他们，寻找属于他自己的表达式。我想，他肯定厌恶现有的一些很有名的作家的作品，厌恶我们传统里面的各种理念，所以他是想要跟现在这些文人拉开一定的距离。
　　有这种要拉开距离的想法的很多人都是这样。我就想到了晚清，晚清当时那批人要颠覆当时流行的方法，包括其它一些流行的东西。其实，最早注入活力的应该是苏曼殊^[1]这样的人——他自己本身就是混血儿，有一半日本血统、一半中国血统，当然他读中文。为什么像鲁迅这样的人不断地搞翻译、不断地整理？因为他们对清代以来的东西不感兴趣。主要是表达方法、语言已经被污染了、有问题了。
　　我想，高晖作为一个边缘人、一个业余作者，在小公务员的状态下写作就是心灵需要，他不太在意流行的东西是不是对他有认同，他只是要在写作中找到自我精神的快感。《康家村纪事》就是非驴非马的东西，是不好说的东西——其实，高晖把小说、散文和读书杂记都融到一起了。
　　书有几个章节写的非常精彩，确实像书后面导读评论说的那样，有当年先锋文学对形式陌生化的寻找。书里写了几个人物，我读了以后觉得很好，比如《高中女生刘菲之死》和《杀人犯吴玉刚印象记》，这两部分我特别喜欢，里面有智性在里面，看着有点儿像游戏，其实高晖已在叙述里面找到一种超越时空的东西。
　　总体来讲，在《康家村纪事》里，高晖通过记忆把整部作品分解开来，写自己对生活对命运的理解。高晖的语言特别有快感、很有趣，特别是语感觉非常好，我记得读起来很舒服。这部书像文人做的。当下中国，文人之文和作家之文已经完全分裂了，文人就写文人的东西，作家写作家的东西，高晖是把它们结合到一起了。刚才，蒋子龙老师已经说了，他在叙述里面突然穿插一些议论，他对乔伊斯、康拉德、海明威等人的喜欢，比如他说“小说家着重表现而不是讲述，着重于烘托展示，通过各种运用恰到好处的写作技巧实现有意的效果，这是一个大的传统，我也按照这个规则形式，虽然我一直抗拒这个传统”。高晖的这段议论和他的叙事方法相得益彰，非常自然。其实，高晖找到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东西，这个是非常好的。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想跟高晖一起讨论。高晖读外国文学作品确实很多，也得到了一些优秀外国作家的精妙东西，而且领悟很深，有很多慧心之处。但是我觉得，存在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写乡村的时候，你现在的试验语体能够传达出乡村社会那样多层次的隐秘吗？乡村生活的多重性和复杂性，用这样的叙述是不是遗漏了很多信息？民俗文化里面的那些正面的和负面的复杂缠绕的东西，是不是因为你这样的叙述把它遮蔽了？我觉得，海明威写乡村的时候，他对深层次的东西有一种穿透的东西在里面。还有，鲁迅写到乡土社会——比如绍兴印象，我觉得他的文字背后有深远的历史，有几千年的历史在里面。但是，你的文字里面我觉得历史长度不够，而且乡村里更深远的东西，更深远的文化——我觉得在《康家村纪事》里面似乎被遗漏了。我觉得这也是遗憾的地方，当然只是我的个人印象。我觉得，其实《康家村纪事》在文本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叙述方式上已经显示出作者的出色才华，刚才我说的那些是苛求，但是我愿意把这一点真实感受说出来。
　　洪治纲：孙郁老师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想谈三点感受：一是我们这代人在处理农村记忆或者成长记忆时的共同特征；二是这部书的文本意义。这个文本挺有意义，虽然它作为一个非结构主义、反结构主义，但是最后还是呈现了一个很有意味的形式；三是这部书的语言，有着非常独特的语言魅力。
　　我们60年代出生的作家，甚至包括50年代后期出生的作家，比如写出《我与父辈》的阎连科，他们大部分都是从农村走到城市、对农村有种特别的眷恋，从这些作家的作品看表现得各有特色，其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希望从童年里面穿透一些将个人与整体历史、反衬大历史气息、启蒙的荒凉以及童年的野性放纵于一体。实际上，我们这代人在抒写强烈的自觉意识时都脱离不了集体意识、脱离不了宏大的历史。比如，在《我与父辈》中，就充满着胶着、沉痛和无奈。
　　高晖在《康家村纪事》里，所表达的我们这一代人自觉意识时，呈现的心灵很完整，我们从《1976年秋天的纸飞机》里看出，高晖的表达比较理想。高晖在《康家村纪事》中，整个写作都是与童年记忆相追逐、抗争，但是他拼命绕开沉痛的、宏大的东西。在处理宏大问题、历史事件时，高晖做得非常隐秘，比如《1976年秋天的纸飞机》那段，高晖写到，毛泽东的去世时，他正在叠纸飞机。后来，他说到，他觉得一个时代又真正的开始了，这里面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比如，高晖也写饥饿感，但是他非常刻意地回避那些与历史正面的冲突——我把它叫做“回避与历史的正面强攻”。高晖非常专注捕捉童年经验里很迷恋的生命体验细节，同时又是极富乡村情趣，包括刚才蒋子龙老师说的高晖使用各种比喻，那些都是一个人童年里充满着神秘感的东西，也是散发着特定时代的特殊记忆的标志性的东西，虽然他可能跟历史正面的强大性不构成直接的对应关系，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作家个体生命里很多特别难以忘怀的，都是最能折射宏大历史的细节。读《康家村纪事》时，我特别亲切，比如描述高中时吃饭的感觉，这部书的许许多多感觉和我们这一代的历史记忆非常相同。关于这些东西，我们怎样去回忆更有意味？像很多人都写过类似的书，但是他们都是正面地去写。《康家村纪事》里面的童年经验，我觉得高晖还是采取小说的形式，主动选择一些细微的、个人性的、充分灵动感的东西，采取一种与坚韧的历史擦肩而过的表达方式。这样，一方面我们读起来很亲切，另一方面仔细研究才能知道其背后的意味，总之，高晖给我们带来了对个人记忆的崭新的处理方式。
　　《康家村纪事》在文本处理上很有意味。高晖总共写了6个正文、8个片段；前者的虚构色彩相对浓厚，里面写了四个死亡事件以及离乡。高晖从描述童年时跟母亲吵架以后回到姥姥家这一小小的离家开始，最后写到离乡，中间写到四个关于死亡的事件。在8个片断中，高晖有意强调内心的铺陈，同时将叙述成份降到最低，主要是以主观的抒情、随想的方式将自己的内心紧闭。片段与正文部分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结构。刚才蒋子龙老师讲，大部分作家都要追求作品的完整性、结构性，一个清晰的意义系统。高晖在《康家村纪事》的标题里说是“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主义文本”。这部作品是一个对结构全面的破坏与重组，在重组的过程中又构成了新的结构，它是虚构性叙事与作家内心真实性的相互印证，在这种相互印证中，高晖要表达的核心词有两个：一个是成长、一个是敬畏。就是这两个核心词贯穿整部书的核心情感——它不是庄重、不是悲壮、不是痛苦，而是充满着敬畏地书写个人的心灵史。
　　《康家村纪事》在处理文本时表现的不确定性、开放性，非常耐人寻味。其实，高晖在叙述许多事件时，都是做了明确的选择，但细读文本过程中还是需要我们花工夫去思量、捕捉、玩味。比如，《此文写给小学同学五芹》、《杀人犯吴玉刚印象记》里面的五芹之死、吴玉刚之死，都呈现出大量的故事以外的东西。为什么会在这部书里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不是很清楚。整部作品呈现出完全开放的思维，很多来自于开放的文本，我觉得高晖显然受到了现代文本的影响。
　　《康家村纪事》中的语言，我特别喜欢，给我的感触比较深。刚才，蒋子龙老师提到这部书的语言有一种声音的韵味，就像将我们南方人的方言融入到里面，比如说“胡子一下子长长了”，整个文本传达出有节奏感的声音。高晖描述的很多细节都很有意味，比如，他看毛主席遗体的时候流泪了，他说：一个人的一生这么不可思议……整个一段。我觉得，高晖的语言对于表现他自己特定的情感方式的应对性很强。
　　宗仁发：对以上各位的发言，我觉得都挺有道理，比如，蒋子龙老师用“另类”来评价高晖《康家村纪事》。我觉得，高晖确实给我们的阅读带来挑战性，同时也给我们对他的评价带来了挑战性。其实，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把《康家村纪事》仅仅当成业余作者写的一部作品，只是觉得不一样——就这么看我觉得应该不够吧？如果评价太高了呢，可能我们又觉得没把握。
　　我正看一个东西，其中米兰·昆德拉对写《天鹅之翼》^[2] 的那位冰岛小说家说的一段话挺好，他说：这个人是伟大的欧洲小说家，他的艺术灵感最重要的源泉不是历史学和政治学，而是对于存在的探索，一种真正的存在的抗畏，这让他的小说立于我们小说现代性的中心^[3]。米兰·昆德拉对《天鹅之翼》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我想把这句话转送给高晖。
　　这个小说就是写的一个9岁小女孩儿的经历，这个9岁小女孩儿在家不听话，经常到家附近的大卖场偷三明治，父母觉得这个小女孩儿不好管教，就给她送到了农场。她第一天到农场里面觉得大家对她都充满敌意，她说，我的脑子中布满毒液，甚至空气中都有毒液，就把别人毒死了，她脑子里幻想这样的情节。还有，乡下要把小牛杀掉吃小牛肉，在杀小牛之前，这个小女孩儿就趴到小牛的耳朵边说你活不多长时间了，你要被杀掉，后来很多小孩子都过来跟小牛说话，最后他们决定不了小牛的命运，小牛被消化了，小女孩儿他们吃了小牛肉，然后来到了小牛的母亲老母牛身边，冲老母牛呼气，让老母牛感觉到小牛的存在。包括还有性爱的场面，她在聚会里面看到有人媾合，她发现一个男孩儿趴在女孩儿的身上，她说这是男孩对女孩的爱护，因为天空阴暗马上就要下暴雨了。
　　我觉得米兰·昆德拉对《天鹅之翼》作者的评价，是一点儿也不吝啬的。在高晖的《康家村纪事》里，就充满了这样的细节、这样的局部；关于它的整体结构，刚才大家也有了一个基本评价。比如说，其中的《此文献给小学同学五芹》里面的“我”吧，说五芹今晚肯定死，然后又想象到了他死的情景，被狗咬烂了，喘不上气然后就没了，就是这样的细节。还有，高晖写到尿炕——这是我们一般都回避的童年生活经历，高晖专门作为一个片断来写，他到他的姑奶奶家去，以为自己可以解决尿炕的问题，结果还是尿了炕，尿了炕以后早上就起来逃离了。后来，老姑奶奶看到他的时候也没有把这个秘密暴露给别人，两个人就达成了默契。　　
　　高晖在这本书里面叙述的故事，尤其生活场景在辽北地带——这和我童年生活的家乡是很近的，也就是百十公里的距离，这些经历和我们童年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抓住这些东西，甚至忽略了这些东西。我觉得，在一定意义上说，对这部作品的评价应该有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才能更恰当，或者说，我们的赞扬应该是不吝啬的，至少我觉得我们应该这样。写童年东西的很多，我们也看到很多，但是高晖找到了自己童年生活的矿藏。另外的作品，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不愿意看？因为那些东西写得太多太烂，那些是待开发的矿脉，他们和高晖的发掘工作是有很大区别的。
　　还有，在《康家村纪事》里，高晖关于时间的处理和记忆的处理有非常独特的地方，他毁开一切的时间和挽救一切的意义。我们注意到，他写到他和母亲的关系，母亲打他啊，对他怎么不好；然后通过时间的切换，他在写这个同时写到他的儿子和他母亲的关系，这个调皮的儿子，居然一周岁的时候，家里人要吃饭，饭做好了，煮了一盆大米水饭，他儿子把拖鞋丢到饭里面，他母亲说丢就丢吧，我们再做吧，就纵容到这种程度。还有，高晖他写五芹的时候，插入父亲和儿子的对话，儿子说你能不能把我写的强壮一点儿，他要用到这个办法对付打他的同学潘家良，父亲说我做不到，因为他没故事，儿子说那他死了是不是就有故事了。我觉得，就像这种孩子内心秘密的世界，高晖通过他的作品都找到了，都找出来了——总之，高晖的作品创新性也好，或者新的价值也好，在这些地方都闪现出来了。
　　我认为，童年对一个作家的影响，对好的作家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影响他一生的命运或者是他的文学取向，这个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川德康诚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他的第一反映是要躲藏起来，因为他害怕喧闹的东西（林建法插话：这次研讨会，高晖也不想参加，他说你们讨论你们的；如果方便，开完会我们见见面就行了。），包括直到1972年他自杀的时候，也都与他的童年经历有关。他童年是很孤独的孩子，一、两岁时父母就不在了，然后姐姐也死去，祖父也死去了，所以他尽管获得诺贝尔奖——给一个作家是最大评价的时候，最后他选择要离开这个世界，用自杀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童年对人的一生的影响，重要性是很大的。我觉得，《康家村纪事》这部书还揭示了一个东西，就是生命的年龄秘密，处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取向。
　　此外，我觉得这部书里还有一个东西也是值得关注的，那就是外省性或者叫外省精神。比如，刚才何平归纳《康家村纪事》的几段时间，从文革期间到80、90年代，高晖叙述的内心生活都与中心的、主流的东西始终保持一定距离，它应该是一种边缘性的东西，包括比如像毛泽东去世等政治事件——这是非常重要的文革结束的时段，在康家村这样偏远的地方，人们的感受却是另外的东西，比如姥姥怎么说、孩子怎么想，包括那时候他对北京的想象：毛主席住的地方是一个大房子。都是一些和现实无关的、没有现实性的东西，是有非常大的距离感的。
　　还比如说，物质生活——对肉的这种东西，兄弟俩一个8岁、一个6岁，到生产队里去分肉，领完之后偷偷把它吃掉了，有这样的场景。包括去参加吴玉刚的婚宴，然后两个孩子，我和小六子两个人为了在那儿抢夺肉汤，“搂席”——东北的一个习俗，这些物质意义的生活都是这样呈现的。文化意义上的生活呢，包括后面写到刘菲之死的时候，她对诗歌的抄袭，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呈现了距离感的东西，与主流的、中心的都带有边缘性的对应关系。其实，这里面它包含了高晖对生命、对历史的一种原始形态的撼动、呈现，我觉得体现在《康家村纪事》里的这些东西也是值得重视的。
　　至于文体，我觉得，大家既然无法对它进行概括——是小说、是散文，还是文本，不管怎么样，高晖做到这样就是成功了。一个文体拿出来，大家对它做多种的评价和分析，这本身就充分说明这部书的成功性。
　　林建法：上半段就到这里吧，休息一刻钟，下半场由洪治纲教授主持。

　　洪治纲：各位老师，我们接着开始下半场。受林建法老师的委托，下半场由我来主持。刚才，林老师告诉我，我们的“中央领导^[4] ”已经下飞机了。（林建法插话：现在他已进鞍山市了。）接下来，我们的讨论会更活跃，先请阎连科先生讲一下。
　　阎连科：我忽然发现，为什么老作家不看年轻作家的小说？这是有道理的。每一次看确实有被淘汰的感觉，如果完全不看年轻人的作品，自己的写作时间会非常的长，我可以写到50岁、60岁、70岁，不停地写。但是，你要看年轻人写作，确实会有被淘汰的感觉，你觉得赶不上。前几天，我还看了葛亮^[5]的小说《朱雀》。《朱雀》也写的非常有个性，当然他太像张爱玲了，即使这样我也非常喜欢——一个7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语言那么好。
　　当然，看到《康家村纪事》这个小说——作者高晖是60年代后期出生——我们的写作确实有种被淘汰的感觉，我被这本书吸引的是它新奇的结构和文字。
　　我觉得，在60年代、70年代、80代的年轻作家里面，像高晖有这么清晰的文体意识的作家不多见。高晖说这本书是“关于一个村庄的非结构注意文本”，不管它是结构主义文本还是非结构主义，我是被它的语言吸引住了，甚至不管它写的什么内容，这种文体我确实想不到。片断也好、正文也好，最重要是这种文体带来的随意性和自由性，能把作家印象最深的东西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对作家的语言带来一种解放感。
　　前些天，我看了大江健三郎的《美丽的安娜贝尔·李毛骨悚然而逝》^[6]，和《康家村纪事》有一点儿相似。这部小说描写家庭生活，一个日本的小姑娘，12岁的少年时期，因为没有父亲母亲，被一个美国的大兵抚养，这个大兵借拍电影的机会使小姑娘失去童贞。但是，他把小姑娘带到美国，一直抚养，像父亲养孩子一样、也像丈夫养妻子一样养了一生，此后他也没再碰这个小姑娘。书里没有讲他对小姑娘的爱，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非常复杂。其中的纪实与虚构与《康家村纪事》这部书比较相似。大江健三郎在这本书里纪实了很多作家的状态。
　　但是，大江健三郎的书，我用了6天时间，每天晚上睡觉前看一些，看得非常辛苦。当然，这里有我们的生活和阅读习惯问题，此外，就是由于它这样的结构带来的。大江健三郎极其严谨，那个电影拍完之后，他说他是把这个小说从绝望带到希望。没有什么希望来自于绝望。绝望和希望的关系是他自己在讲，我丝毫没有感受到那样的关系。但是，从对文字的使用上看，滴水不漏，他确实是一个大的作家。不管他写的内容如何、我们能不能理解，他确实是个大作家——读了那么多书——其结果就是滴水不漏。
　　《康家村纪事》这部书，我用两天半天就看完了。这部作品就非常轻松，语言和结构的放松性，写7个片断也行、写9个片断也行，高晖怎么做都有道理。最后出现别人的导读评论，我认为，这部作品已经有其自身的完整性，加上别人对这本书评论后，显得非常多余，他们的那种叨叨限制了读者对这本书的想象力。（林建法插话：这个看法跟我一样。）
　　正文《离乡》之后，突然插入《关于 <康家村纪事> 的访谈》，你就发现，高晖创造的结构的非常轻巧、放松，简直是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我说，我在这本书上看得特别认真的是结构。我还在想，这本书如果交给我写应该是什么样的结构呢。
　　我非常喜欢《康家村纪事》这部小说。高晖用这个结构去讲故事，我想，把《康家村纪事》和毕飞宇的《玉米》两个小说合在一块儿是什么效果呢？如果使用这样的结构，那么效果是不是更加经典——那是让我们这些人根本无法超越的感觉。
　　《康家村纪事》这部小说对我非常有启发。我写童年记忆的时候可以突然放开，不用写得非常限制，一定如何如何，我会非常放松地写了。我发现，我们这代人非常紧张的面对历史、社会、人生，都非常紧张地思考这些问题。但是，高晖这代作家恰恰非常放松。葛亮的《朱雀》里面也写到1976年毛泽东的死亡。毛泽东死于83岁，葛亮写到，那个孩子妈妈说本来说一万岁，为什么就活到83岁？她到处问别人，那个孩子也问，为什么天天说一万岁，就活到83岁呢。看完《康家村纪事》中的《1976年秋天的纸飞机》对毛泽东之死的感受，我们就会发现，发现面对历史的态度，的确在一代一代作家身上发生变化了。高晖、葛亮面对历史，尤其是对文革那段特殊历史的认识，他们确实是想怎么说就怎么说，甚至有点儿调侃，而我们这代作家就太严肃了。我们先不说哪个好，但是新一代作家就是这么产生出来的。
　　高晖非常清晰地写了童年的记忆、精神成长，他确实有很多特别的记忆。如果个人记忆只是单纯的个人记忆，那这个小说味道就会变成私语。当然，针对历史，在个人记忆之外一定存在相近的公共记忆，比如，关于文革期间的童年记忆，高晖的个人记忆有自身的积极性、独特性，同时注意个人记忆与公共记忆的关系，也就是说，更加注重个人记忆的独特性。明确上述问题，个人记忆会就会更加独特、更加集中，免得使个人记忆的独特性被分散。　　
　　我认为，高晖的个人记忆与我们这一代人的个人记忆相比有独特之处，并且他试图将个人记忆中最独特的地方集中地表达出来。我说过，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确不一样，他们面对历史，面对社会的态度会发生很大的变化。我想，既然涉及到个人记忆独特性的时候，就要做出非常个性化的东西来。现在，在高晖的个人记忆中，我觉得有些还是介于个人记忆和公共记忆间的部分。高晖肯定有和其他人完全不同的记忆，我觉得高晖的人记忆和公共记忆间交叉的部分，会对《康家村纪事》有一点儿伤害。如果没有这些，这部书会更好。但是，即使这样，面对高晖，我还是有种被淘汰的感觉，我不知道自己写童年记忆时会是什么样子。

　　注：
　　[1]苏曼殊（1884～1918年），近代作家、诗人、翻译家，广东香山人。原名戬，字子谷，学名元瑛（亦作玄瑛），法名博经，法号曼殊。光绪十年（公元1884年）生于日本横滨。
　　[2]作者为古博格·博格森。米兰·昆德拉在其作品《相遇》（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8月版，尉迟秀译）中曾高度评价这位作家。
　　[3]米兰·昆德拉的原话为：“博格森是一位伟大的欧洲小说家。他的艺术灵感最重要的泉源并非社会学或历史学，更不是地理学的好奇心，而是一种对于存在的探索，一种真正的存在的顽强况味，这让他的小说立于我们或可称作（依我之见）小说现代性的中心。”
　　[4]指吴义勤先生。
　　[5]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其创作的长篇小说《朱雀》获得“亚洲周刊2009年全球华人十大小说”奖。
　　[6]大江健三郎日前推出新作，这部小说被誉为大江晚年作品中的明珠，也是他自称的最后两部作品之一。作为向萨义德遗著《晚期风格》（OnLateStyle）的敬礼之作，该小说体现的并非大江历久弥坚的圆熟技巧，而是对自己晚年创作风格的大胆“破局”，因而格外引人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