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动历史巨变 回眸财政实践

赵甲平

　　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和劳苦大众命悬一线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的呼唤和时代的呐喊中应运而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为了民族的希望和国家的存亡，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拯救劳苦大众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民族的昌盛和国家的富强，无数仁人志士，殚精竭虑，贡献毕生，致力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千秋大业，缔造了国家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
感慨九十年巨变，今非昔比：祸害连结、满目疮痍的凄凉已经变成了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景象，东亚病夫已经变成了腾飞的东方巨龙，羸弱的中国已经变成了泱泱经济大国，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炎黄子孙已经在用更加绚丽的篇章书写更加伟大的风采，中华儿女已经在用更加卓越的成就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感念党的恩情，纵观国计民生的鲜明对照：我们不会忘记中国人民被外来侵略所奴役蹂躏、任人宰割的耻辱，我们不会忘记战火弥漫、灾荒不断的痛楚，我们不会忘记食不果腹、民不聊生的饥寒……。我们记得翻身得解放，耕者有其田，人人有饭吃的喜出望外，我们记得扶贫支农，连连丰收，温饱成真的欢欣鼓舞，我们更不会忘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全民运动，将城乡社会经济发展推向快车道，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改善民生奠定了坚实基础，现在我们又驚喜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正在推行一项史无前例的惠民致富、民富国强的大政方针,使中国进入全面改善民生，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社会的新时代。
感悟社会变迁，回眸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
感悟社会变迁，回眸财政政策的历史沿革。财政政策是人民政权管理社会经济国计民生的重要工具与手段，领导者在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必然会依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做出必要的反应与判断，并运用政策措施来调整与修正社会经济发展运行的轨迹与方向，这是一种历史必然。为此，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的需要，必然会实施某些指导或影响宏观经济的财政政策与调控措施。
在战火纷飞、民族垂危的年代，在“小米加步枪”的战争条件下，在生产自救、解放战争的年代，在缺乏经济支撑的窘迫困扰下，必然要实行高度集中与紧缩勤俭的财政政策，“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在“一穷二白”、贫瘠如洗的情况下，进行了土地改革，一方面经济短缺，必须厉行节约，精打细算，勤俭办一切事业；一方面千方百计增加生产，增加粮食和生活必须品的生产与供应，稳定人民生活、满足工业生产的需要。三年经济恢复时期，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国有工业化的过程中，实行了以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壮大国有工业为目标的区别性财政政策。
1953年起，继续实行支持、限制、压缩、改造有别的政策，进行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实行了重工业优先的政策，实行了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促进了农业生产力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工业原料和人民生活保障。但农业合作化的过急、过快、过激、过乱、平均主义大锅饭和把农民个体经济积极性当作自发资本主义倾向的作法，严重挫伤了农民生产积极性。
1958年，在过高估计精神力量的思想背景下，实行的是结构性失衡政策，提出了不切实际的赶超目标，掀起了狂热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人民公社的“一大二公”（大规模、公有制），实际上就是“一平二调”（供给制、食堂制的平均主义，劳力、财物的无偿调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全民大炼钢铁，“以钢为纲，纲举目张”。实行了高积累、低消费和高度集中、畸形扩张的政策，结果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结构失衡，经济失调。
1959-1961年三年间，是遭受天灾人祸的特殊困难时期，严重的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背信弃义撕毁援建合同的双重袭击下，国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一方面勒紧裤带，厉行节约，艰苦奋斗，一方面闭关锁国，自力更生，恢复生产，其间，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国民经济大调整，“压积累、砍基建”，实行了结构性调整的紧缩政策，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的局面得到初步控制，连续四年财政赤字172亿元之后，1962年实现了当年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1964年，“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这是一场发扬自力更生精神，艰苦创业，发展生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对于激发人民群众的生产干劲，推动农田基本建设和石油工业基础的形成，增加粮食生产和工业生产，改变经济贫穷落后面貌，起到了积极地作用。但是，“以粮为纲”，“以阶级斗争为纲”，“政治挂帅，平均分配”的作法，却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并于后期将“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入了“批修”的歧途。
1966年，文化大革命时期，在“四人帮”的全面干扰破坏下，实行的是以“抓革命，促生产”为纲的结构性扭曲政策，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千疮百孔和全面凋敝，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造成沉重历史包袱和欠账的同时，也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了可供永远汲取借鉴的沉痛教训。
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进入百废待兴、拨乱反正的年代，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的进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由此，开展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恢复经济建设的工作，围绕“调整、巩固、整顿、提高”的方针，实行了一系列重大的结构性调整政策，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次国民经济大调整，一方面在农村推行了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突破口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方面在城市推行了旨在调动企业生产经营积极性和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经济责任制。国家财政在继续坚持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下，加强了对微观经济的管理指导，加强了对企事业单位财务会计活动的服务监督，并逐步采取了简政放权，加强经济核算，建立企业利润留成制度的财政政策措施，其后，又在企业中开始实行 “打破大锅饭”、“责、权、利”相结合、按劳分配的职工奖励制度。
1978-1981年，个体私营经济恢复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采取了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发展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以逐步搞活经济，促进生产力发展。1981年10月，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营若干政策性规定》。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又对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做出更加明确的政策指导，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进入发展高潮。
1980年，建立经济特区。发挥经济特区对全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窗口和示范带动作用。经济特区是实行特殊经济管理体制和特殊政策，用减免税收等优惠办法和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吸引外商投资和促进出口的特定地区。对经济特区实行的财政政策和财政管理体制，是一种不同制度下特殊的区域开放、资本扩张的政策。国家批准建立的经济特区有6个：深圳（1980年）、珠海（1980年）、厦门（1980年）、汕头（1981年）、海南岛（1988年）、喀什（2010年）。
1984年，我国经济建设进入有计划商品经济时期，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在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下，强调经济杠杆的作用和运用价值规律，强调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国家财政实施了各方面的结构性调整政策。实行了简政放权，让利基层，支持企业技术改造，搞活商品经济的财政政策。
1989年，进入了改革开放、承包搞活的年代。国家通过进一步简政放权、政企分开、明确经济责任和落实企业经营承包责任制的办法，把经济工作的着眼点放在了注重和提高经济效益上，企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扩建改造投资急剧膨胀，企业留利入不敷出，不少企业推崇负债运行，国家收入被滞留挤占的情况频有发生，此时，国家财政一方面减税让利，鼓励企业通过技术改造增产增收，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一方面又适时推出了以明确企业“责、权、利”为主要内容的税利分流改革试点。财政上实行了统收统支体制下的财政包干责任制，此后又进而实行了分级递增包干等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
1992年，进入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年代，招商引资、利用外资、社会融资的规模日益扩大，区域经济、私营经济、外资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各种发展经济的优惠政策频频出台，在宽松经济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共同作用下，财政收入快速增加，区域性和实体经济的投资规模迅速膨胀，国家财政适时推出了旨在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鼓励私营经济更加发展，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在财政收入中比重为主要内容的分税制财政改革。
1994年，进入治理膨胀、经济调整的阶段，国家实行了适度从紧的经济政策和紧缩性结构调控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上的总量从紧、结构调整，主要是把过度扩张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降下来，实现经济“软着陆”。其间，统一了企业税率，消除了“包税”隐患，收缩了基建规模，治理了通货膨胀。
1998年，进入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确保经济增长的阶段，国家启动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是扩张性的调控结构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支持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产业升级换代，调整优化地区产业布局，支持西部地区开发。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扩张性的投资规模，拉动了经济增长，对于抵御亚洲金融风暴的冲击与影响，起到了稳定政治局势和保持社会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作用。这一轮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年开始，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相搭配，持续到2004年。
2004年，国民经济走出前一阶段的相对低迷，进入稳定高涨之后，为了调控投资过旺、制止经济过热的趋势继续蔓延，中央适时调整了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实行了稳健的财政政策，可以概括地表述为四句话、十六个字：“控制赤字、调整结构、推进改革、增收节支”，其影响和作用是：对于经济总量既不扩张，也不紧缩；对于经济结构区别情况，有保有压。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发，出口需求迅速萎缩，经济运行快速回落，中央及时提出了一保一控的工作方针，即：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并在世界金融危机日趋严峻与我国经济遭受冲击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国家对宏观调控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两年多的时间内安排4 万亿元资金强力启动内需，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积极的财政政策把握了五个重点：.扩大政府公共投资，大力促进消费需求；.推进税费改革，减轻企业和居民负担；.增加财政补助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大力支持科技创新和节能减排，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众所周知的“财政补贴家电下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台的既启动消费又拉动生产的财政政策，收到了农民得实惠、企业得市场、政府得民心的社会效果。
2009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上次有所不同，1998-2004年是搭配紧缩的货币政策，而这次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双扩张，而且是以财政政策为主，这次积极的财政政策具有明显的创新性：不仅有扩大财政支出的传统做法，也有结构性减税的新举措；不仅有增加政府公共投资的项目，也有增加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安排。当年增加了公共支出4875亿元，减税规模达到了5500亿元。
2010年，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努力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坚持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中，综合运用预算、国债、税收等政策工具，把握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着力扩大内需，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巩固了来之不易的经济企稳回升向好的势头。
2011年，中央重申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稳固,继续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适当的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合理的社会融资规模。积极的财政政策，着重把握五个方面：一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二是着力优化投资结构，加强经济社会发展的薄弱环节。三是调整完善税收政策，促进企业发展和引导居民消费。四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保障和改善民生。五是大力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感悟时代变化，回眸财政体制的转换历程
财政体制是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处理国家和地方关系的财政政策组合，其核心是处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财政管理体制由中央制定，是用于各级政府、预算级次之间划分权责，分配财力，统一行为，相互协调的一种管理体系、基本制度、财务准则。
财政管理体制，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也会随之发生阶段性的转换与改变。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的转换，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1994年以后，实行了“分税制”的财政管理体制。
1950—1979年，实行“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这一期间，我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与此相适应的是“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在这一财政管理体制的框架下，也曾经进行过多次方法形式上的调整：1950年，“统收统支”；1951—1957年，“划分收支、分级管理”；1958年，“以收定支、几年不变”；1959—1970年，“总额分成、一年一定”；1971—1973年，“财政收支包干”；1974—1975年，“收入固定比例留成、支出包干”；1976—1979年，恢复了“总额分成、一年一定”的管理体制。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多次变动中，高度集权始终是这一时期财政管理体制的主要特征。
1980—1993年，实行“分灶吃饭”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与此相适应，自1980年起，为了调动了地方财政积极性，促进地方财政自求平衡，在放权让利、扩大企业经营自主权和地方财权的同时，实行了“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这种体制把事权与财权结合起来，改变了吃“大锅饭”的现象，所以又称为“分灶吃饭”。1985年，在进入“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之后，实行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1988年，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包干分配体制。财政包干管理体制实施后，地方财政的地位逐年上升，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滑，到1993年已下降到22％。1980年、1985年、1988年三次体制改革的共性，都是对地方政府放权让利的包干体制，其积极作用充分显现：调动了地方积极性，区域经济突飞猛进，县乡经济快速发展，基层财政状况得到明显改善。然而，其消极的弊端也显露无遗：中央财政所得比重较低，宏观调控能力受限，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地区之间财政收入差距拉大，不利于宏观社会经济目标的实现。
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为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提高中央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力，实行了财政分税体制。基本内容是：根据事权和财权相结合的原则，将收入按照税种统一划分为中央税、地方税和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并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征管机构；按照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事权，合理确定各级财政的支出范围；建立和健全分级预算制度，强化各级预算约束；科学核定地方收支，逐步实行比较规范的中央财政对地方的税收返还和转移支付制度。从1994年开始，税收返还与“两税”(消费税和75％的增值税) 的增长比率挂钩，每增长1％，中央的税收返还增长0.3％。此后，又调整了证券交易印花税的分享比例，调整了金融保险营业税收入划分比例。2002年进行了企业所得税收入分享改革及出口退税负担机制改革等，进一步调整和完善了分税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实施，调动了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建立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机制，为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和财力保障。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财政总体实力显着增强。1999年全国财政收入迈上万亿元台阶，2003年、2005年又相继突破2万亿和3万亿元大关，2007年达5.13万亿元。我国人均GDP也于2006年突破2000美元大关，正向标志着全面小康水平的人均3000美元目标迈进。二是中央进行转移支付、均衡地区发展差距的能力增强。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财政收入明显提高，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993年的22％提高到2007年54％，中央财政从东部发达地区净集中21 390亿元，对中西部地区分别净补助10 249亿元和13 891亿元。初步估算，中西部地区大部分县的一半以上财政支出，需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提供资金来源。中央财政为缩小地区间的发展差距，促进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1998年，分税制财政体制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基本达到分税制改革预期目标，中央财政收入增多，中央调控能力增强。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也逐渐显露了地方财政体制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一是财政层级过多，影响分税制体制的正常运行，财权和收入逐级向上集中，事权和支出仍在基层；二是税源分布不同，税基结构不同，地区之间的财力差距明显拉大，影响了公共支出均等化和公共财政体制架构的形成。为此，中央财政在进一步完善分税制的基础上，加大了财政支出管理体制的改革，加大了转移支出的工作力度和制度建设，扩大了中央财政支出的涵盖范围，加快了公共财政的框架建设，适时推进了“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的财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
感悟时代召唤，回眸本溪财政的改革实践。
感悟时代召唤，回眸本溪财政的改革实践。财政改革是不断推动财政工作的动力源泉，财政干部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中，必然会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做出不同的响应与决断，以适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这是一种社会使然。为此，各级政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于形势的需要，必然会实施某些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财政改革与经济举措。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迎来了改革开放的伟大时代，中国历史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
中国的改革开放举世瞩目，中国的财政之路世人关注。财政工作不仅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更要置身于改革开放的伟大潮流中去搏击前行、开拓实践。这里大致上经历了“起步试点、全面展开、加速推进、深化提高”四个阶段：1978年至1983年大约五年间，是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调整恢复国民经济的阶段。这个阶段实行生产经营责任制，财政体制由“统收统支”向“包干”体制转换，经济秩序得到整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人民生活稳步提高，成立了“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起步试点。1983年至1992年的十年间，是推行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经济的阶段。这个阶段经济管理体制逐步走向“政企分离”、“承包经营”，财政体制逐步从“财政包干”过渡到“分级递增包干”，调动了全社会增产增收的积极性，促进了经济效益和财政收入的快速增长，改革开放全面展开。1992年至2002年的十余年间，是加速改革，“转轨变型”，快速发展的阶段。这个阶段进入了市场经济，财政体制逐步实行“分税制”，强化了中央的经济调控，提高了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改革开放加速推进。2002年起，进入了深化改革，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新阶段。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已经将我们带入实现“小康”、积累财富的新阶段。中国经济逐步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财政改革逐步进入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新阶段，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提高。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体制和宏观调控体系。中国的财政之路，逐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财政体制和卓有成效的政策架构。
回首往事，感慨万千，本溪财政在改革开放中搏击前行、开拓实践，用创造性的工作丰富与深化了财政改革的内涵，不断推动着本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深入发展。
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里，百废待举，百业待兴，本溪财政扎实工作、拨乱反正，开展了一系列旨在治理经济秩序、加强企业管理、稳定人民生活、整顿国民经济的工作。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贯彻了经济责任制，打破了“大锅饭”，明确了经济责任，在全市大中型国有企业普遍推行了联产联利的经济责任制，调动了企业职工增加生产，增加利润，发展经济的积极性。
领先全国、全省，率先在企业财务管理中推行了现代管理方法，在大中型企业推行了“目标成本”、“系统工程”、“价值分析”等现代管理方法，摒弃了陈旧的经济管理模式，改进了企业经营管理，提高了经济效益。
为稳定人民生活，强化政府平抑物价的能力，本溪财政领先全国、全省，率先建立实行了“物价调节基金”制度。
在改革开放全面展开的十年间，本溪财政始终紧紧把握主动权，以其超前性和首创性,不断为本溪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其中较为突出的是：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加快，电子计算机逐步进入我国，本溪财政迅速抓住这一历史机遇，于1984年就超前开创了电子计算机在财务会计中的实践与应用，使本溪成为闻名遐迩的“会计电算化”的创始发祥地。
随着全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展开，为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加快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的积极性，在深入调查研究、衔接测算的基础上，在全市范围内迅速、全面实行了“财政包干”的体制改革，这一财政体制改革的推行，极大的调动了各级政府发展经济的积极性，迅速取得了增加财政收入的明显效果。其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上级财政的要求，又逐步将这一体制演变为“分级递增包干”的财政体制。
随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形势的不断发展，“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改革大潮风驰而至，本溪财政在市委、市政府的组织领导下，与有关部门协同配合，紧紧抓住这个契机，首先在我市小型商业企业中，培育推出了当时曾被誉为“本溪改革现象”，而闻名全国的“关广梅”和“破烂王”两个典型经验。
在80年代中后期，本溪财政经历了一个简政放权、开源节流、“先予后取”、“放水养鱼”的改革过程。随着“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深入发展，在政府统一组织下，对每一个国营工业企业都签订了“承包经营合同”，规定了相应的“权、责、利”，财政每年都要分别情况向这些企业让一些利，有的还要投入一些资金，支持这些企业的技术改造，定期对企业及负责人进行经济考核与承包合同的兑现。对于国营亏损企业，建立和实行了“扭亏责任制”，财政每年拿出一些财政资金作为扭亏措施费，向亏损企业定期、定项、定额投放，同时，对亏损企业的扭亏进度和扭亏效果，定期进行“责、权、利”的考核与兑现。
1989年，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反复测算的基础上，我市率先进行了“粮油补贴办法”的改革，变对粮油企业的“暗补”为对城镇居民的“明补”。这样做，一方面，有利于取消“暗补”后，对粮食企业实行承包经营责任制，调动粮油企业放开经营、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另一方面，对城镇居民提高了粮油“明补”的标准，稳定了城镇居民生活，极大地改善了财政资金的使用效果。这一改革创举，在全省是第一家，在全国亦属先列，甚受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好评。
1989年，作为国家首批“税利分流”改革试点市，首批选择了8户企业进入试点，在取得明显成效后，1991年试点企业扩大到38户，1993年承包到期的企业全部进入了试点，“税利分流”将国家与企业的分配关系，以法制的形式固定下来，克服了人为确定承包基数的弊端，为企业提供了平等竞争的环境，促使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到转换经营机制、提高经济效益上。本溪市的试点工作，取得了财政部的重视、支持和肯定，刘仲藜部长亲自听取了本溪财政的试点汇报。
承包经营责任制的风潮铺天而来，无所不包，无处不在，其声势之大，工作量之巨，深入企业之频繁，政府财政与企业命运联系之紧密，都是前所未有的。城市经济一片繁荣，财政收入迅速增加，财政工作也随之站到了社会经济工作的最前沿，财政部门已经成为社会各方面权利、责任、利益的交集枢纽，成为社会众目关注的焦点。
面对新形势下的新任务，财政干部队伍建设工作，势必要提到财政改革的议程上来，为尽快提高财政干部队伍素质,在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展开了一系列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一是加强财政干部精神文明建设，建立财政干部礼仪规范，财政干部以公仆的精神状态面对社会，以规范的礼仪风貌接人待物；二是通过面向社会的公平考试、公正考核、公开招聘，吸纳社会优秀人才充实财政队伍；三是开展财政干部全员在岗进修培训，全面提高财政干部的学识水平和业务能力；四是建立各级财政领导干部定期述职、公开考评、竞争上岗的制度。其中一些做法立见成效，影响深远，曾获得省、市领导的充分肯定及批示推广，省财政厅还多次在本溪召开现场会，将本溪的经验推向全省。
面对同样的形势和任务，会计队伍的管理也势必要进行改革，以尽快解决会计人员要同时面对国家和企业双重负责的问题。一是建立“企业总会计师制度”，从制度上保障总会计师在企业的配备和职权；二是实行企、事业单位会计主管人员，由企业和会计主管部门“双重聘任”，从制度上保证会计主管人员要为国家和企业同时负责；三是大力宣传和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对全体会计人员全面进行法律培训和法制教育，对会计人员的上岗任职实行了“会计法一票否决制”；四是为了适应对外开放的要求，聘请国际知名的香港“毕马威会计事务所”来本溪参加了“会计工作与国际接轨”的专题讲座。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本溪财政会同有关部门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率领下，积极向财政部和中央有关部门多次汇报，分别反映了“本溪环境污染情况及治理规划”、“本溪煤矿沉陷区的灾害情况及治理规划”，均获得了国家的关怀与重视，并获得中央及财政部对本溪环境及沉陷治理的两项首例专项支持，这也是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提前十几年，发生在90年代初的历史先例。此后，国家的重视支持一直延续下来，迄今已经上升为中央的一项重要惠民政策。
住房制度改革适时提到了各级政府的改革日程上来，“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和“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应运而生。在充分调查研究、反复测算论证的基础上，一个关系国家大政方针与百姓民生利益相互纽结在一起的，工作量十分艰巨繁重，政策性非常敏感复杂的住房制度改革，在市委、市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在本溪财政与有关部门精心配合下，既艰难又顺利，既踏踏实实又轰轰烈烈地展开，在本溪财政改革史上书写下浓重的一笔。
在改革开放加速推进的年代里，本溪财政面临的形势发生了急剧而又深刻的变化，本溪财政经历了严峻的挑战与考验。
90年代初期，本溪财政在经过一段“减税让利”、“先予后取”、“放水养鱼”的过程之后,为进一步支持本钢的重大技术改造，省政府决定，省、市各拿出对半的财力支持本钢“包税经营”。这项措施对于发展本钢、发展本溪经济是有利的，但毕竟市级财力相对有限，从而导致市级财力不堪重负、市级财政难以维系的局面。为此，本溪财政必须转变理财指导思想，大力组织开源节流，大力拓宽筹资渠道，大力发展股份经济，抓紧培育多元化的市场经济，快速推进县乡财源建设。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经过市委、市政府认真研究，决定在省、市各级财政、银行及有关部门支持配合下，成立专门机构，动员全市人民，大力开展“县乡财源建设”。在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本溪市县乡财源建设动员大会”上，市委书记、市长作了报告，省财政厅三任财政厅长和省投资公司总经理均到会讲话。一个省、市、县三级财政和各商业银行大力合作支持的“县乡财源建设”工作在本溪大地上朝气蓬勃、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多少年来，一些“县乡财源建设”项目早已经成为各级县乡政府的财力支撑和各级县乡财政的重要财源。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经过市委、市政府认真研究，筹建了一批大型股份制试点企业，本溪财政身体力行，大胆实践，揭开了我市发展股份制经济的序幕，本溪财政勇于探索、勇于开拓、敢于面对、敢于承担的无私无畏、改革开放的壮举与实践，促进了本溪改革开放新局面，形成了本溪经济发展新格局。
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下，经过市委、市政府认真研究，在广泛获得市工商银行、市建设银行、市人民银行大力无偿支援的情况下，本溪财政率先实行了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发放无纸化管理”的改革。这一改革措施，既挤出了虚增开支，节约了费用，又方便了职工，保证了资金安全，这一用“银行卡”发工资的改革创举，已经是提前十年在本溪开了历史先河！这一改革成果，曾出席了全国财政金融系统改革成果展，并获得优秀成果奖。
90年代中期，国家财政体制改革进行到“利改税”阶段，强调“依法治税”，清理各级政府“越权减免”，取缔各种名目“违法包税”，重新测算各级财政的既得财力基数，重新调整划分各税种的分享比例，提高中央财政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增加中央的统筹财力，增强了国家机器的权威性和调控力；同时，也为发生在某些地区、某些情况下，某些急待解决的问题，提供了一个纠正解决的机会。无疑，在这一改革过程中，本溪财政首当其冲，承受了阵痛，做出了贡献。
随着宏观经济调控措施的不断贯彻实施，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市场经济改革试点初期，曾出现的某些阶段性的政策措施不断得到修正，一时经济过热失控的问题和“亚洲金融风暴”的影响，很快得到解决，国民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国有资产私有化的倾向，在某些地方刚刚抬头，中央就迅速查觉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在尚未造成全面灾难性影响的情况下，中央及时发出了警告，强化了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国有资产管理工作及时得到了应有的重视和加强。
针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兼并、破产、以产抵债等产权交易事项的增加，本溪财政加强了对产权交易的管理，成立了“产权交易中心”。
2002年，改革开放进入了一个进一步深化提高的阶段，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伟大历史任务，本溪财政抓住机遇，务实工作，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新阶段。
随着国家财政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贯彻，中央财力迅速增加，国家已经有能力逐步解决一些旧的经济体制和旧的经济格局下遗留的历史欠账，本溪财政抓住机遇，务实工作，在中央和上级财政的关怀支持下，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了农村税费改革，全部减免了农业税，全面实行了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推行了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决了农村人口的卫生饮水问题等等，这些财政改革措施都极大地沐浴和鼓舞着广大农村干部群众，充分体现了中央对人民群众的绵绵恩情。
随着国家财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进行，国家财政建立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对国家需要重点支持的地区和重点扶助的项目，以及救灾紧急支出，均在财政转移支出项下由中央列支。省、市财政都相应地建立和实行了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这一财政改革措施的实施，使贫困落后地区、欠发达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意外灾害地区、国家重点扶助地区、国家重点支持项目得到中央和上级财力的资助，我市煤矿沉陷区专项治理资金、社保制度的试点补助、拖欠教师工资支出、以及退耕还林补助等等，均被列为中央和上级财政转移支出项目，这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民生疾苦的关怀，充分体现了中央对老工业基地的关心重视。
在进一步完善“住房制度改革”基础上，适时抓紧了“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并以此为契机及时开展了“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些重大改革措施的实施既有十分紧迫的现实作用，又有十分深远的历史意义，努力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民福祉的基本保障，更是党和政府关注民生、造福人民的关怀之举。
本溪财政虽在90年代初就对社会性收费进行了清理、登记、管理，并专设了管理机构，但非税收入管理仍然是一项创新性、拓展性工作，近些年来在进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细致地摸清费种费目，完善业务规范，制订管理法规，强化收缴措施，促进了事业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政府组织了补充财力，实行了“非税收入的预算管理”，成立了名符其实的“非税收入管理局”，本溪的非税收入管理工作走在了全国、全省的前列。
近些年来，本溪财政还适时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财政管理体制和财务管理办法的改革。实行了“国库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了“政府采购制度”改革，实行了“政府担保制度”改革，实行了“债务管理制度”改革，实行了“统计评价制度”改革，实行了“投资审核制度”改革，等等。
感知社会重托，重新认识财政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回眸财政实践，彰显了财政工作的历史地位与作用，感悟社会召唤，深知财政工作被寄予的期望与重托。为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和认识财政工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
面临的形势,可以概括为“一个历史阶段、两个经济大局、三个社会时代”。一个历史阶段，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两个经济大局，就是国内经济的宏观大局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宏观大局。三个社会时代，就是信息化时代、市场化时代、法制化时代。
形势决定了任务，可以概括为“一个主题、两个促进、三个坚持”。一个主题：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两个促进：促进城乡经济一体化，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三个坚持：坚持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转变，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在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强调统筹兼顾，促进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形势下，有必要重提区域经济、地方财政、各级财政干部所处的地位与作用。
区域经济是国家宏观经济的组成内涵，然而它却具有自身的某些特性与概念，首先，它必须完全无条件地从属于国家宏观经济的驾驭和调控，并以财政管理体制的方式，分享国家的财力分配；其次，它具有自身的活力与特点，具有对于本区域基层经济和实体经济的组织、协调、服务、管理职能，并以地方财政管理体制的方式，架构级次财政的分配关系；最终，真正的经济动力和财政的源泉来自于基层，来自于经济实体。为此，只有从源头抓起，把实体经济和基层经济搞上去，区域经济才能搞上去，宏观经济才能做大做强，国家财政的蛋糕才能做得更大。这就是各级财政干部所必备的大局观、责任心、归属感。
地方财政在区域经济中肩负十分重要的职责，是地方政府管理区域经济的中枢部门，它要通过财政杠杆，撬动和促进区域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它要通过财政的保障职能，支撑政权机构的正常运行，建设和谐友善的人文环境；它要通过财政的管理职能，启动和促进改革开放工作的深入进行；它要通过财政的分配职能，统筹和支持各项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它要通过财政的监督职能，贯彻财会法规，治理维护地区经济秩序；它要通过财政的服务功能，帮助企事业单位加强经济核算，提高经济效益；它要树立经营理财观念，开源节流，培植财源，增加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快速发展，努力把财政的蛋糕做大，把地方的日子过好。这就是各级地方财政部门所特有的全局观、进取心、使命感。
历史的巨变，社会的进步，要求我们重新认识财政工作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担负的任务和承载的工作内涵。在跨入信息化、市场化、法制化的进程中，财政工作的手段、观念、方法、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城乡一体化、实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财政工作的任务、理念、课题、功能已经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这就是财政改革所必需的历史观、前瞻性、推动力。
进入信息化时代，财政工作的手段、方法、重心、目标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财政工作的重心已不再是微观经济上繁杂的财务现象和浩瀚的会计数据，而是要通过大量的财政实践和社会调查，把握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发展趋势；要通过实时的信息监控、及时的信息反馈、翔实的数据分析，对财政政策的时效性和财政改革的可行性，进行检验评估，客观结论；要运用信息化的理念和方法，对财政工作面临的任务、课题，建立数据处理模型，完善信息管理系统、拟定课题解决方案。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正对社会变革中的每个领域、每个方面都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所说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就是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进程。同样，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也正是信息化推动的结果。
进入市场化时代，财政工作的目标、对象不再是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监督、管理与评价，而是通过财政改革，建设一个更加公平、公正、科学、合理的社会主义公共财政，创造一个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取向，有利于生产要素合理配置，有利于公平竞争，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共赢的市场经济体系与优质诚信的社会经济环境。
进入法制化时代，财政工作的方式方法、思想理念都发生了重要变化，生产要素的配置、经济关系的架构、国民收入的分配、社会福利的保障等都要通过法制的手段，依法确定，依法办理，依法实施。通过不断深化改革立法的过程，建立完善财政法规、会计法规和各项经济法规，建立一个依法保障法人与自然人经济权益的公平、公开、公正的法制环境。
在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财政工作的思维视野得以拓宽，财政改革的任务内涵和服务层面得以延伸。城乡一体化是现代经济中，农业和工业联系日益紧密的客观要求，是城乡经济加强交流协作，优化分工，合理布局、协调发展，提高经济效益的有效途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进程，也是建设“三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小城镇工作的有机组合与延伸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财政面临的形势将更复杂，任务将更艰巨，职能也随之深化与拓宽。经济全球化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和潮流。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经济全球化要求我们必须树立两个大局观，把握环球经济的趋势与走向，提高驾驭国内外两个宏观经济的掌控运筹能力；要求我们加大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力度，促进生产要素更加合理的流动与更加有效地配置，以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和追逐利润的最大化，力争在全球经济中分享更多的市场、技术和利润；要求我们不断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不断强化应对威胁的手段，积极抵御国际金融风险的威胁与侵袭，守护国家经济利益的大门；要求我们在世界经济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以经济大国的姿态发出强势声音，维护国际经济环境的健康安全，不断扩大中国的影响，在世界多极化的角力竞争和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不断寻求互惠共赢的国家利益。
现在，深化财政改革的工作正在紧张有序地进行。大致上可以概括为：深入贯彻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围绕一个目标，实现两个保障，处理好三者关系，进行五项改革。一个目标就是“建设公共财政，构建和谐幸福社会”。两个保障，就是保障稳定和谐、保障改善民生。处理好三者关系，就是处理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管理通胀预期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五项改革，就是改革分配制度、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深化非税收入改革。其改革要点是：一、改革分配制度，建立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深化收入分配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保人民合理分享发展成果，确保人民的分享所得略高于经济增长的幅度；健全个人所得税制度，提高费用扣除标准，合理调整税率结构；全面改善民生，确保民生福利事业不断发展，确保民生利益的改善不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完善社会保障管理服务体系，不断增加人民的幸福感，建立社会安全幸福指数考核评价体系。二、完善地方财政管理体制，健全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推进“省直管县”和“乡财县管”财政管理方式改革。三、完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优化转移支付结构，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四、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完善公共财政预算，细化政府性基金预算，将所有政府性收入全部纳入预算管理，推进部门预算，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五、深化非税收入改革，按照“正税清费”的原则，清理政府非税收入，提高税收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
感悟时代召唤，我们深知历史重任更加艰巨繁重，改革之路愈加任重道远。让我们不断用创造性的工作，继续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奋勇向前，不断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做出更加自豪的贡献。
感念党的恩情，在中华民族危在旦息和劳苦大众命悬一线的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的呼唤和时代的呐喊中应运而生，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昔日羸弱的中国如今已经变成泱泱经济大国，人民生活和社会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民族已经崛起，正在以空前的团结与智慧的力量，超越时空、超越历史，创造奇迹，震撼世界。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光辉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使国运更加昌盛、民族更加兴旺，正在开启着一个贯彻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幸福社会的伟大壮举。
感动历史巨变，炎黄子孙正在用更加壮丽的诗篇，书写更加伟大的历史、更加辉煌的灿烂，中华儿女正在用更加超越的震撼，创造更加美好的前程、更加幸福的明天！

　　（本溪市财政局报送）